两千年来政府极力控制着盐铁的专卖经营此类商品的商人于是就成了

两千年来，政府极力控制着盐铁的专卖。经营此类商品的商人，于是就成了为政府出力、为政府经营的官商。这部分商人依赖政府给予的特权，独揽专卖生意。他们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自己也赚得了一大笔财产。因此，在历朝历代中，经营盐铁生意的商人都是非常富有的。

除了盐铁之外，铜、茶叶、粮食、金银珠宝也曾为政府所垄断过，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人当然也是属于官商的一部分。一些商人经销官营商品，或为政府专门管理某一行业如对外贸易等，长期与政府合作，便成了专门为政府服务的商人，最为突出的是在明朝出现的“行商”、清朝出现的“皇商”。

“行商”，指在洋行里为中外商人提供中介服务的商人。其经营的业务范围与牙行的性质差不多。我国古代对于买卖双方的居间经纪商，在汉朝的时候称“驵侩”，唐朝以后称“牙人”，牙人的组织“行会”，就是所谓的“牙行”。明清的时候，政府逐渐地把对外贸易交给了牙行管理，故亦称“洋行”。

对外贸易，政府设有专门的官方机构，宋朝以来有市舶司。明中叶之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国内东南沿海各港口除仍设有市舶司主持外贸事务之外，也出现了不少经营外贸的私人所办的牙行。后来，市舶司的权力逐步向私牙转移，不久私牙取代了市舶司掌握了外贸大权，在广东还出现了由私牙组成的三十六行。但三十六行及其行商是由政府控制的，其为政府服务的性质没有变，三十六行每年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费用，其行商也是由官府“准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即选择那些有一定财产的人充当。另外，政府还要发给他们印信文簿，作为经营的许可证。这些商人是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经营着有垄断特权性质的对外贸易，是官商的一种。

到了清代，前期实行海禁，对外贸易大受限制，到康熙年间一度解除海禁，但到乾隆年间由于外商多次私自闯入内海进行商贸活动，乾隆皇帝下令关闭了在康熙年间开设的几个海关，只开放了粤海关一处。广州成了唯一合法的对外通商口岸。明朝的时候出现的三十六行，到清朝逐步演变，形成了有名的“广东十三行”。

关于这“十三行”的性质，广东人屈大均有一首《广州竹枝词》可作说明：“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开洋行的行商是官商。十三行的经营主要是代理官方承办外商与中国商人之间的交易，同时它的另一项职责就是对外商的管理和监督。既然如此，其经营首先也是要由政府批准后发给执照和代行管理外商的纹章，并向政府交纳费用。政府为十三行规定了明确的任务：一是承销外商进口商品，代外商收购出口货物；二是代表外商缴纳关税；三是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事宜。这些规定使得外贸大权为十三行所垄断，实际上也是为政府所把持，行商成了政府的代言人和办事员。由于外贸大权的垄断，这些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成了大富商中的佼佼者。

鸦片战争之后，广东十三行垄断外贸大权的情形改变了，特别是五口通商，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蜂涌而至，大量的中外贸易在各通商口岸进行。由于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多年经营外贸且长期与外商接触，后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在中国经商发财，首先就选中了曾在十三行做事的行商们，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于是十三行的行商们转化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买办商人。

“皇商”发源于张家口。在清朝未入关之前，满洲和内地经常发生贸易关系，其主要地点就是张家口。当时满洲的八旗贵族在这里与内地商人做买卖。居住在张家口的内地商人多属于山西籍即山西商人，在山西商人中有所谓的“八大家”。八大家晋商，明末来到张家口的，有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满族入关击败明王朝建立清帝国，常年的接触，使清政府对这几家商人非常信任，史料记载说：清王朝定都北京之后，皇帝亲自召见他们并赐予便宴和服饰，责成他们为政府做生意，由内务府广储司管辖，每年向内务府交纳一百两银子。

内务府广储司是专门为皇室采买物品的机构，它下设有个库：银库、缎库、皮库、茶库、衣库、瓷库。可见它所负责的都是皇室日用所需的物品，其种类非常广泛，贵重和日用之物无所不包。这八家商人专门为皇室采购这些物品，于是他们便成了非常有特权的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