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略来说,我想要诸位友人作文,并非用以迎合世俗、获取名声,争抢这区区词章上头的毫末东西。人生的快乐在于有老师、有友人,祈求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已。道理的明不明白从什么地方来分辨,必定在于语言文字吗?辨析道理,知道其中自己所明白的有些什么,未曾明白的有些什么,而后得以效法这些道理,在讲习、讨论之中可以得力,所以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然说“辅仁”,是不是只要在仁德上头去获取,又何必从事于文章呢?语言,是心里头的声音;文字,是心里头的图画。心里有了掩饰的疾病与隐私,必定会体现在语言文字之中,所以语言文字也都归属于心。唯独告子自信他的心,不再去寻求义理上的是非,将内外区分为二,所以告子要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认为不必通过语言来探究人心的道理)。然而孟子对这句话直接加以批评,认为这是不可以的,而又直接举出他所学到的,然后说“我知言”(认为通过语言可以探究其中的道理)。如今去看孟子关于语言文字的看法如何,这岂是“游于艺”所能得到的?况且我所希望写作的文章,也并非是“艺”! 希世:迎合世俗。 蕲(qí)明:祈求说明。 “君子”句:语出《论语·颜渊》,是说君子通过交流文章结识朋友,通过朋友协助提升品德。 第:只,仅仅。 “不得于言”句: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所引告子的话,意思是说,两个人在语言上都不能达到和谐,就更不能指望知道他们的心里了。
吕留良首先强调,要弟子们写作文,并不是为了词章之艺,不是为了获取名声,然后指出语言、文字与人心的关系,并引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等说法,说明语言文字的写作,就是人心的体现,故而通过语言文字上的讲究,可以提升仁德。现代人讲语言文字的创作,往往不够重视其与内心的关联,与品德养成的关联。其实就内心的流露而言,写作以及讲解,是一条非常好的教育途径。
《论语》之所为“艺”,注①曰:“礼乐之文,射、艺、书、数之法。”文者,指其仪节言;法者,指其技术言。若礼乐之本,射、艺、书、数之理之所以然,则亦非“艺”之可名矣。故朱子特注“文”“法”二字,乃所谓末也。然且学者必须游习以博其趣,是则吾道无内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况以程、朱之说,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体会其义而发明焉,则为佳文;不则相与辩驳,极尽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艺”之一字抹之哉?足下谓诸子皆“游艺”,盖讥诸子之不“志道、据德、依仁”②也。诸子于存心、力行③之功,诚有所未逮,然从此见理日明,其后亦未可量。
《论语》之中所说的“艺”,注里头说:“礼乐之文,射、艺、书、数之法。”文,就是指礼仪节目而言;法,就是指技术而言。如果说礼乐的根本,射、艺、书、数中的道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则不是“艺”这个名称可以限定的了。所以朱子特意注释了“文”与“法”两字,也就是所谓的末学。然而学者必须通过“游于艺”的作文学习,从而广博自己的意趣。如果其中的道理是对的,那么说明我的道并没有内外、精粗之类可以去分隔也就更明白了,何况以二程、朱子的学说,向上而寻求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所指的,能够体会其中的义理而又有新的发明,就是好文章;如果其中的道理是不对的,相互之间进行辩难、驳斥,极尽可能从而寻求有所相合,这也就是“格致”的一种途径了。为什么要用“艺”这一个字抹杀作文的价值呢?足下要说诸位学子都是“游艺”,大约是讥讽诸位学子不能“志道、据德、依仁”吧!诸位学子在存心、力行上的用功,诚然有许多未曾做到的地方,然而从作文上头如果能够见识得道理日益明晰,那么此后也是未可限量的。 注:指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对“游于艺”的“艺”字的注释。 志道、据德、依仁:语出《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存心、力行:用心专心、奋力践行。
进一步分析“艺”字在朱熹的注释里的含义,然后再强调通过“艺”,也即作文,来考验学习者是否理解了《四书》正文或注释之中二程、朱子以及孔子、孟子等圣贤所讲的道理。其实就是指当时的士人写作的时文,即以《四书》中句子为题发挥自己的理解。写作,如果作为一种体会、发挥古代圣贤书中道理的途径,对于修养自然极有帮助。此类写作似乎被现代教育遗忘了,其实这种读书修身之道,还是值得倡导的。
前在山中观足下所为文,爱其笔力夭矫、曲盘①,固亦未尝不能文也,特于义理有未然,故抑摘其谬误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于“志、据、依”②处有不的③耳。其所以不的,正于文字义理不精察,则志非所志,据非所据,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亏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为吾自有所得,乌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亏欠者日益亏欠,以至于消亡也。且足下自谓,于存心、力行根本,有实得乎?则其语默、作止之间,必人皆得而验之。
前段时间在山中看到足下所作的文章,很喜爱其中的笔力屈伸有势、曲折迂回,固然也并不是不能写好文章,只是在义理阐发上有些不够恰当,所以摘出其中的谬误相告于你,如是来看,足下的工夫所缺少的,正在于“志、据、依”等地方做得还不够好。至于其所以未能做好的原因,正在于对文字当中的义理没有精切体察,所以志并非所应之志,据也非所应之据,依也非所应之依。病痛在此处而不想去根治,亏欠在此处而不求去增益,悍然认为我自然会有所得,何必在此处用功!这也就是生病的病得越来越严重,而亏欠的也亏欠得越来越多,以至于逐渐消亡。而且足下自己想想看,在用心、践行的根本之处,有实实在在的受益吗?如果有,那在说话、沉默或做事、停止之间,必定人人都可以验证。 夭矫:屈伸自如而有气势。曲盘:曲折盘旋迂回。 志、据、依:也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简称。 不的:不确切,不实在。
此处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相互关系,也即语言文字与内心的相互关系,再次指出吴玉章在修养工夫上的病痛、亏欠,也就是用心、践行上做得不够。实际上这还是在强调作文与品德修养密不可分 。
即以今会业一事而言,若果不愿为,则当辞之于早。先期来矣,及会而渝①,可谓诚乎?晨订而午变,言词闪铄,不可谓信;以师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可谓敬;众友群集,即不作文,亦当终事而散,倏忽逃会,可谓无礼。如“艺”必胜人而后“游”,则古今之能“游”者寡矣;不胜人即不“游”,谓好学者如是乎?己则不能,而微讥他人,务以求异求胜,是不谦让也;辞气悻悻②,岸而不顾,是躁戾③而失养也。凡此数者,末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则足下之存心、力行,与所谓“志道、据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胜人哉?
就拿如今文会上的作文一事来说,如果确实不愿写作,那么就应当早一点推辞。先前的聚会来了,等到下次聚会却变更了,可以说是诚恳的吗?早晨订了约而中午就变了,言语闪烁,不可以说是诚信;因为老师的命令而赴约,不去告知而躲避,不可以说是尊敬;众多友人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即便不作文,也应当等事情终了然后再散去,突然逃离聚会,可以说是没有礼貌。如果要“艺”必定胜过他人以后再去“游”,那么古今之人能够去“游”的就很少了;不能胜过他人就不去“游”,可以说好学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吗?自己不能做到,而去讥讽他人,一定要求异于他人、求胜过他人,这是不能谦让;言辞语气上流露怨恨的样子,高傲而不顾及他人,这是浮躁、乖张而有失教养。所有这几种情况,是末节的病,还是根本的病呢?是不去践行的缘故,还是不去求知的缘故呢?既然这样,足下的用心、践行,与所谓的“志道、据德、依仁”等果真又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而又想要如何来傲人、胜人呢? 期:会,约会。渝:变更,违背。 悻悻:怨恨失意的样子。 躁戾:浮躁,乖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