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篇《仲虺（huǐ）之诰》中，是这样说的：“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就是说：夏桀的罪过，是假托上天的旨意，发布命令欺骗百姓。这种说法更不靠谱，夏桀本来就是天子，还用得着“矫诬上天”吗？我们换个思路想，之所以指责夏桀“矫诬上天，布命于下”，正说明当时夏王室早就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夏桀竟然真把自己当天子，难怪乎会成为天下公敌。

再来看看《尚书》的《汤诰》篇，这是商汤灭掉夏朝后的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有一句：“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对夏桀罪行的揭露仍然十分笼统，用了“灭德作威”、“敷虐万方百姓”这样的说法。《尚书》固然保留着许多古代史料，但这本文献集不是历史书，而是政治书，政治书就存在各式各样的目的。商政权取代夏政权，势必要给天下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把责任统统推给夏桀，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再来看看《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从这个记录里，夏桀干的坏事，是大兴土木，只管自己享乐，耗费百姓之财。这是不是坏事呢？当然是坏事。不过，这种大建宫殿的坏事，古代帝王至少有一半人干过。单凭这点，要把夏桀说成暴君的典型，显然有些牵强。

古老文献对夏桀的罪行都是语焉不详，那么夏桀有残暴的例子吗？有一个例子，他杀了忠臣关龙逄（páng）。关龙逄，又称为豢龙逄，也有写成关龙逢，他因为时不时地进谏夏桀，最后招来杀身之祸。夏桀固然不是个好帝王，但也绝不是最坏的帝王，他之所以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形象，是后世一代又一代人添枝加叶抹黑的结果！

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有一篇《桀纣事迹类比》，指出各种资料，夏桀与商纣的事迹有三十四件是雷同的。这说明什么呢？多是后人把各种恶行加诸两人身上的。事实上，这并非现代学者的新发现，古代学者已多有指出，譬如东汉应劭在《风俗通》就说：“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多，随实者少，或至以有为无。故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就是说桀、纣的许多传闻根本就是不实的，只是后人牵强附会罢了。

从原始的资料来看，夏桀的恶行，除了大兴土木这一点比较明确之外，其他都说得含混不清。胜利者对失败者统统可以冠以“矫诬上天”或“灭德作威”这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指责。宋代著名史学家罗泌写有一篇《桀纣事多失实论》，其中说道：“凡事出于千百年之上，不幸而不知其详，则宜疑以传疑，不得妄为之说。大抵书传所记，桀纣之事，多出仿模。”其实就算说夏桀喜好女色、大兴土木，这又是哪个帝王没有的呢？整部帝王史，除了汉文帝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君主没有大兴土木之外，哪个帝王没有建几座宫殿呢？

夏桀的骄淫残暴，不会超过秦始皇与汉武帝。只是因为前者失败了，其缺点恶行就被无限放大；而后者成功了，他们的残暴独裁或许还被视为成功的基石呢。

这就是成王败寇的传统史观。

夏桀的失败，与其归因于他的暴行，不如归因于对手的聪明与强大。

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商汤。商汤，又称为成汤或成唐，在甲骨文中称为大乙。据《史记》的谱系，他是商部落的第十四位首领。商部落在王亥时开始兴起，先后灭了有易氏与皮氏，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部落。不过，关于商部落的历史同样破碎不堪，从灭掉皮氏到商汤迁居于亳，大约隔了七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商部落经历了怎样的兴衰浮沉呢，这就没法考证了。

到了商汤时，商部落想必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此时夏桀雄心勃勃，企图以武力手段控制诸侯，恢复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可以料想到，商的兴起已经引起夏桀的注意，商汤甚至可能上了他的黑名单。对于商汤来说，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夏桀的中央政权对抗，因此夹起尾巴做人，表面上对夏帝恭恭敬敬，做出一副臣服的低调模样。他做了两件事：第一，把部落迁移到亳，大约是为了避开夏桀的军事威胁；第二，派心腹伊尹朝见夏桀，以示臣服。

没有伊尹，就没有商汤的事业。

伊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十七　权谋大师伊尹

伊尹又叫伊挚，“尹”是官职名，相当于宰相。